這個專題演講是恆達法律事務所創所周年活動中,第一個活動。主講人是台大的王泰升教授,主持人是鼎鼎大名的前大法官孫森焱老師,於7/22下午台大校友會館舉行。

 

活動的一開始,是由年紀雖大、精神卻相當爽朗的孫森焱老師做引言。他提到,恆達法律事務所用賴和的《吾人》這首詩,實具深意。孫大法官特別用了台語將整首詩朗誦了一遍:「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一體有情何貴賤,大千皆佛不聞聲。」然後說,重點其實在這世界上本不容許不合義的特權,故更需要勇士能挺身而出為正義而奮戰。他也提到,這次專題演講中,有提到日本時代的辯士(辯護人)於答辯書中特意提到「我是台灣人辯士」,這其實是一種存在台灣歷史和社會中的委屈,也就是一份對於身份認同、定位的歷史原罪,若是對於自己民族的歷史定位肯定、也很清楚的話,根本就不需要特別強調這點。

接著進入正題後,是由台大法學院的王泰升教授,以台灣法制史的角度來解讀台灣社會變遷中,律師定位的改變。

首先,王教授提到,台灣法律史的特色之一,就是歷史來源多樣,包括原住民法、傳統中國法、近代中國法、戰前日本法和西方近代法等,特色是「多元而多源」。研究法制史的目的在於,從過去我們可以整理出演變到現在的原因,藉此發展的軌跡,去探索應當如何創造想要的未來方向。現行法制雖然號稱來自於中國大陸,但實際上法律中卻多有西方現代法的特色,只是轉了很多手而已。

其次,王教授提到,他喜歡用比較中性的日治而非日據來稱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畢竟,以法律人的觀點而言,台灣統治權的移轉,確實是條約和國際法運作的合法結果,用過度負面的字眼,也不能改變法律層面的觀點。從當時的報紙上,就可以看到現代意義的律師,當時稱為辯士。包括對某某辯士的感謝文、某某辯士的事務所搬遷和廣告等等。在這邊,王教授向前拿清代統治台灣的時期做比較,當時清廷對於台灣最大的詬病點之一,就是台灣「訟師」很多。這裡的訟師,意義上其實是偏向於訟棍。之所以如此,乃因清代的官均由中國大陸派來,和一般百姓語言不通,需要懂兩種語言的媒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清律原則上不讓不相干的人進入訴訟,而清律又非一般百姓所能理解(因為其實大清律例偏向於官府內部處理規則,而非現代這種眾所周知的法典),但民間仍有訴訟需求,訟師這種帶有負面色彩、卻又不得不存在的職業便迎運而生。

接著到了日治時期,1898年總督府就頒布了訴訟代人規則,到了1900年進一步頒布主要內容均由日本內地移植的「台灣辯護士規則」。因為台灣人民仍有用到法院的需求,而當時台灣並沒有什麼漢人擁有足夠能力做辯護,日治前期多為日本辯護士的天下。但語言問題該怎麼辦呢?當時大量依賴通譯,以及所謂的事務員(負責拉案子,有可能和前者為同一人)。但這種事務員並沒有接受過法學訓練,其存在的用意完全是生意人考量,人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需要辯護士,事務員的推廣反而有點像是將現代法意義的「辯護士」以古早時代的「訴師」形象做推銷,以至於當時台灣社會多將辯護人視為訟師。

也因為當時環境的不健全,導致日治前期(1895~1910年代末期),律師的角色幾乎都是生意人取向,而鮮少鬥士的色彩。事實上,王教授提到不論鬥士或生意人,都是律師這種職業固有的色彩。鬥士的角色,是因為制度上期待律師擔任用法監都國家權威;生意人,則是律師的私人性質,讓他不得不靠著拉生意維生。所以,生意人性質並沒有什麼好壞的評價,是比較中性的概念。而當時總督府對於律師兩種面相的採取何種對待方式呢?對於鬥士性格,總督府毫不意外的採取壓制的態度,例如1909年的財團在政府支持下打算強力收購農地,日籍辯護人透過當時仍為登記生效的土地登記制度搶先將農民的土地過戶給他,因而重重得罪政府而遭迫害(懲戒除名,並以違反保乎規則為由驅離台灣)。但對於生意人的性格,總督府採取寬鬆的管制,其事例大概是對於事務員的管制政策,最後也沒有嚴格履行可見一斑。

而日治中期,台灣人辯護士漸多,雖然日籍辯護人仍居大宗,但是鬥士的性格在殖民色彩濃厚的環境下,也顯然被激發出來。當時例如治警事件(王教授稱「台灣議會事件」),台籍辯護士因為熱衷的參與政治改革運動而被當局盯上。有趣的是,當台籍辯護士被告時,辯護人多為日籍辯護士,從這裡可以看出,律師的鬥士性格很多時候都會超越族群的疆界,而在對抗國權壓迫下團結一致。

到了日治晚期,台灣被捲入戰爭之中,因為軍國主義的統治,鬥士性格徹底受到打擊,但是先前的努力已經漸漸改變了辯護人在民間的形象。例如1935年,安保忠義因為幫涉嫌間諜重罪者辯護,最終雖然勝訴,卻被壓迫而廢除其擔任理事長的民間團體。再如1943年歐清石被控策動台灣獨立,當局刻意排除台籍辯護士為其辯護的資格。

等到戰後,中國大陸的法制橫向移植到台灣,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衝突。中國律師的發展遠晚於台灣(更遑論日本),1912年北洋政府的律師暫行章程,到1941才通過律師法。而中國大陸長期戰亂的結果,就是鬥士性格相當被壓抑。當中國以戰勝國之姿進入台灣,其對台灣原有之辯護人態度亦相當排斥,例如律師資格的獲取,要求必須通過律師高考才能獲得資格(但可笑的是,1945之前根本連半次都沒舉辦過,所有律師都必須先通過司法官或軍法官考試才能轉任),於1946年要求台灣原有的辯護人必須參加考試,導致27人應考僅有1人通過的窘境。其後228對於台灣原有菁英份子的屠殺,台灣辯護士亦未能倖免。等到1949之後,海量的中國大陸律師湧入,原先台灣社會的律師風氣徹底被稀釋。

接著是國民政府威權時期。動員戡亂的法律本身就和人權保障有著相當緊張的關係,律師如依此法,跟本無從監督政府。加上國民政府透過下列兩種手段,更徹底控制律師界,成功壓制了鬥士性格:一、於律師公會設置公會書記,實行思想控制。二、刻意壓低律師的錄取率,多數仍以檢核的方是由原先較親政府的司法官和軍法官轉任。從1983年,北律公會還在跟著恭請蔣經國連任總統一事就可見一斑。

那既然沒了鬥士性格,是否生意人性格就能好好發揮呢?其實也不是。因為社會法制度的不彰,且法治觀念未深入民間,導致生意人性格事實上也很難發揮。50~60年代,多以人治為主,律師無從著力。此時期唯一的進步,大概就是因為語言溝通問題減少,使日治時期為人詬病的浮濫事務員減少。

之後隨著經濟和政治的進步,1970之後生意人和鬥士性格都逐漸顯露。例如經濟起飛時,外資進入台灣而大量需求法律諮詢;政治民主化,正式脫離人治而回歸法治;2000年政黨輪替後,原先親政府的律師也隨之下野,進而以鬥士立場批判政府。其後律師高考錄取率的大增,也加入大量新血,自由化的社會,當鬥士也沒什麼風險,大家自然樂意為之。

王教授的結論是,「我們的社會需要生意人律師,但是鬥士律師卻是不可無。」他提到茶壺裡的風暴,認為竹科批評律師素質不足,法學教授應該改成學士後,但是卻忘了美國頂尖律師的訓練主要也是來自於事務所。唯有社會上鬥士能夠為人權和法治奮戰,才有生意人安定存在的空間。

其後,賴忠強律師提出了1920和2010的客觀環境比較,來探討鬥士是否因為環境而有存在的差異。例如律師人數而言,1925雖然只有六位辯護人,但是著名的鬥士就達到一半;現今有一萬一千多位律師,但真正是鬥士的有多少?客觀環境是否真的影響鬥士的產生?政治環境的壓迫與否,是否是鬥士產生的重要條件?當日治時期的鬥士雖然都是社會精英衣食無虞(最主要是醫生)時,現在不愁吃穿的現代律師卻有多少人願意當鬥士?這邊提到胡晴舫「弱者的滅頂與強者的生還」一文中,認為真正的革命都是條件優良而對於大多數小人物的苦難能感同身受的人發起,事實上真正由小人物革命成功的狀況只能出現在小說和戲劇中。以職務的獨立性和自由角度觀之,是否自由的環境不利鬥士的產生?(這邊還提到律師業務的獨立性和守密義務,也就是律師到底是不是單純的受雇人)

最後,王教授的結語認為,法學教育應該提供學子基本的能力,和對於職業道德的基本認知,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才能在職場上擔任優秀而守倫理的法律人,充分的擔當應有的社會責任。

 

演講結束散場後,還有個小插曲。我和敦威下樓時碰到王教授,和他提起了我們是來自交大科法所的理工背景學生,王教授絲毫不以我們向他搭訕為意,認真的鼓勵了我們要努力學習困難的法律,而不要將法律小瞧了,未來才更能順利的轉型成為優秀的法律人。在此感謝王教授的鼓勵,也謝謝王教授精彩的演說,使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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