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這是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裡面,可說是最著名的一段話;無獨有偶的,因為人類歷史的迴圈性,把這段話用在狂飆的十年,也就是1990年代,也恰可說是相當不錯的註腳。

這本書的作者史迪格里茲擔任過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透過一個學者進入政治決策核心的經驗,將他所觀察到的,包括這狂飆十年之前的政府政策、柯林頓直到小布希政府各方面的政經決策,以及那些決策所造成的結果,用言簡意賅的方式寫成這本書。說這本書是一本美國政經觀察記錄也不為過,但更具有價值的地方,其實在於對於那些事物的分析。

只是話又說回來,或許是因為我真的不了解什麼是經濟學,我總有一種事後諸葛的感覺。也就是說,正因為經濟學很難有(至少目前就我所知)那種絕對制宰的多數說,其造成的結果就是百家爭鳴,到最後變成兩大陣營的對抗。但不論如何,用來解釋人類社會活動的學科,普遍來說最大的問題(也是特徵)之一,就是根本沒有定論。而經濟學,完全不例外。其原因很多,不外乎是因為人類社會是個持續演化的文明,因此各時代的科技、想法、制度等等層面因素千頭萬緒,又豈是一個理論就能輕易解決的?但經濟學家的表達方式,卻有一種給人強烈後見之明的味道。事實上,如果能夠很坦白的承認自己理論的局限,或許就不會那麼讓人覺得事後諸葛了。

法律又何嘗不是如此?時代的進步讓每個時代的人行為、社會觀感、倫理等等與時俱進,其結果是法律也必須如同有機體一樣跟著成長。直到現在,世界上也沒有出現一種法律體制可以稱上完美的,只能說各擅其長。但相對於經濟學而言,或許法律所處理的問題相對的被區隔開、相對單純,或者該說相對不讓人覺得沉重。經濟學讓人沉重的原因,是因為它的影響因素中包括了法律和其他相當數量的因素,可以說是包山包海,在這種前提下,要能夠提出通則恐怕更是難上加難了。

作者這本書主要探討的,就是在1990年代前後,由美國政府的制度為中心,討論前後任政府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和對於這狂飆十年的勝敗興衰的影響。簡言之,身為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的他,對於前後(包括雷根、老布希和小布希)任總統的政策多所批評。或許身為學者本身的確難免有自己的立場,或許就結果而言柯林頓確實在經濟方面的表現比前後任來的優秀,但是對於經濟學這種變因過多的學科而言,我一直很難去相信這真的完全是因為政府政策所引致--至少先前總統留下的爛攤子和遺產、技術的進步、市場因素和很多的運氣,絕對是天時地利都一起配合的結果,而非一任總統的政策貫徹就能簡單達成目標的。

書中舉出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柯林頓政府熱衷於削減預算赤字一事,在當時很神奇的發揮了挽救(或者該說復甦)經濟的效果,但在其他各國同樣施行起來的結果卻天差地遠,只能說是剛好誤打誤撞的對症下藥。這樣的敘述讓我腦海中浮現一個庸醫幫重病的病人治病,隨便開了一帖藥方卻瞎貓碰上死耗子的有其神效,拿來用在其它同種病人身上卻讓他們一命嗚呼的畫面。這其實可以說是經濟學的縮影--即使是充滿了統計、理論和實務的交替證明等等,經濟學的理論真的可以稱得上有其所本嗎?或許等到更多的變因可以用真正掌握住方向的道理做解釋時,才真的稱得上先見之明吧!

書中作者強力主張政府在現代經濟環境中的定位,應該是擔任協助平衡的角色;從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出來之後,太多人過度相信市場本身的力量,然而忽略了市場有失靈的時候,這時必須仰賴政府的介入,好讓失衡的市場能重回平衡的狀態。九零年代的泡沫化,作者認為主要的原因來自於「非理性繁榮」,也就是一種盛極必衰的必然,特別是有兩大因素的加入使得狀況惡化:首先是政府對於市場失衡的介入方式錯誤,導致市場發生失靈時,無法擔任引導市場重返平衡的角色,作者認為政府的力量應該像是拔河一樣,和市場力量彼此制衡互補,才能讓經濟體系穩定而繁榮,一旦過度仰賴市場自由,其造成資訊不對等的結果,會讓擁有更強大資訊的產業有操弄的空間,進而損害那些缺少資訊卻盲目信賴市場繁榮假象的民眾;其次是追求廉價的成長,忽略經濟成長的代價而選擇一條看起來簡單快速的道路,實際上只是過度使得政策偏利於金融市場的意志,使得原本應該進行平衡和社會公益分配的政府,反而成為了擴大泡沫的幫兇。其得到的教訓有三:一是過於吹捧的會計方式,使得錯誤資訊流竄導致資訊不對稱或錯誤;金融市場學家過於主觀自私的顧及自我利益,而短淺的看不出後面的凶險;削減預算赤字達到協助經濟復甦效果只是特例,並不是值得依循的道路。

能反映狂飆十年泡沫最精采而且最跟法律的相關的,莫過於白領犯罪的經典案例安隆案。安隆透過巧妙的財報操作、複雜的技術、將錢從左手換到右手創造出虛偽交易的手法,騙取缺少資訊的外界投資人盲目的信心,而藉由這些信心抬高了股價,對於一個錦上添花的現代化市場而言,這樣表現亮麗的股票自然會更加水漲船高。如此一來,靠著欺騙膨脹出的繁華,如同靠著操作、吹捧這種手段營造出遠超過實際獲利的繁榮假象,安隆和狂飆十年的巨大泡沫最終還是瓦解了,其帶來的損害之巨大,可以說相當程度上表現了現代社會經濟中,充分資訊的重要性,和政府應該適時介入監督避免有心的私人假藉市場自由之名撈取不當之利益。

我想,透過安隆這個案例,更可以見微知著的發現作者要表達的觀點。總之,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快速發展的事物背後一定隱藏著某些危機,只是這些危機有賴於權力的介入,才能妥善保障相對弱勢者的權益,我想這也是法律存在最重要的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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