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地院,雖然是地緣關係最密切的一間法院,但因為它的歷史久遠,難以讓人對它和莊嚴的法院形象作聯想,所以在老師的建議下,選擇了苗栗作第一站。學期也接近尾聲了,這次決定就近觀察管轄新竹縣市的新竹地院,到底是個怎樣的場所。成員,跟上次是完全一樣的。只是這次為了節能減碳,所以是兩兩一組減少機車的使用量而已。

 

恰好是個稍稍回暖的日子,冬天的陽光暖和的照在我們身上。從馬偕前面的加油站集合完後,就緩緩的朝著目的地出發。騎過了市政府之後,負責帶路的我邊騎邊東張西望,心裡頭納悶著為什麼附近沒見到如同苗栗地院般的高聳建築物呢?忽然一個標誌掠過我眼前,我急忙打了方向燈緩緩向路旁靠近然後停下,後頭的昆軒雖然戴著口罩,但是他的眼睛流露出疑惑之色。「那應該就是地院了吧?」我指著一棟很像是衛生所的建築物說道,昆軒和曼玲回頭張望了一下,迷惑之色並未稍減,我只好補了一句:「你們看看那個徽章,應該是地院沒錯啦!」那棟偽衛生所上面,確實有著象徵公正不阿的天平和槌子。帶著差點錯過的心停好車,我們信步走進了地院。

「還真是有夠像衛生所的。」我這麼想。雖然內部的裝潢,例如法院的收件處、金屬探測儀一個不少,但是低矮略顯古老的房子,總是很難讓人跟法院聯想在一起,特別是見過苗栗的高聳巍峨,這兩相比較之下......

稍微找了一下路,發現這地院的配置很檢略,中庭花園的對面就是一排的刑事法庭,然後左側是一排的偵查庭,刑事法庭的背後則是一排的民事法庭,中間穿插著樹木、草地、用壓克力搭成的雨棚和鐵皮屋似的當事人休息區,依稀可見原始的房屋設計跟傳統的國小相去不遠,煞時間我以為回到了我那老舊破爛的國小母校。我們到的時間稍早,所以在中庭的長椅上稍事休息,芳儀順便把她太晚起床來不及吃的早餐也用過了。

然後我們依照上次的慣例,先看民事庭。

詳細的案件細節和順序因為時間有點久了,說真的我也記不得,僅摘述比較有印象的事件如下:

有一個案子到了開庭時間,被告已經都到場了,原告還沒有人出現。因為是言詞審理程序,而且下一庭也還有一個小時左右的空檔,審判長就叫通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通譯穿法袍,妙的是之前苗栗地院並沒有任何通譯有穿褐色邊法袍的)聯絡原告的訴訟代理人,然後請被告稍等。先是打給律師公會要電話,拉哩拉雜的等半天,終於要到訴訟代理人的電話,然後打過去,訴訟代理人說他人在高院開庭,要通譯去聯絡副代理人;等到通譯聯絡了副代理人,卻似乎又有事不能來,然後說當事人已經在路上;等了半天,當事人終於趕到,然後講沒幾句幾乎都是不爭執,默默的就宣布下次審判期日了。也不知道這場鬧劇的義意為何,更難以理解訴訟代理人的責任心何在?每次的審判期日按理說都是當庭敲定,連自己的行程都沒有辦法妥善的安排,又該怎麼期待這樣的律師能真正為當事人爭取到應有的利益呢?

然後另外一個案子是關於拆屋還地的。似乎是被告佔用部分原告的土地,然後搭了鐵皮屋什麼的經營餐廳。這個案子本身事實很單純,但是我發現審判上最常出現的雞同鴨講每每讓人發笑。審判長:「被告關於原告的主張有沒有意見?」被告:「沒有意見。」審判長(愕然):「呃,可是你沒意見的話就敗訴囉?」(這算是闡明權的行使嗎?)被告:「啊!我當然有意見!」可很妙的是,如果被告方並沒有訴訟代理人,每當審判長問到有無意見的時候,這類狀況幾乎是層出不窮。國內的法治教育是否應該讓民眾稍微對法庭上的一些用語有多點了解呢?每次看到不論是民刑事的案件,沒有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的當事人總是會和審判長雞同鴨講夾纏不清,我就不禁覺得要嘛就應該提升國內民眾對於法律了解的程度,或應該讓律師代理普及化?雖然後者感覺是本末倒置的行為,但是目前的律師市場是不是飽和了,司改團體也沒辦法拿出數據證明,但卻不斷阻止律師名額的擴充。其實若把解決爭端當作服務業的一環,那律師也就不過跟銀行行員、餐廳經理一樣,是司法服務業中的一個角色,過度的利用制度去保護,終究只會讓市場安逸而腐敗,更難以有效的去淘汰不適任的害蟲,若能用比較開放的態度讓市場自由競爭,似乎能比較妥善的讓法院這公共財發揮更佳的效能,也減少這類雞同鴨講的浪費時間。

 

中午我們到了附近的鴨肉許用過好吃的午餐,昆軒先跑去辦點事情,其他三個人就在法院對面的銀行稍事休息。

 

下午是刑事庭。

我們第一個想去看的法庭,最吸引我們的地方是同一個原告在該法庭的排程裡面,有三個不同的案號連續出現,案由多為強盜等。我們進去一看才發現整個合議庭都是女性法官,被告似乎是因為相牽連案件合併審理。一進去,剛好法官問到被告要不要放棄證人到庭時的在場權(似乎是因為證人都是少年),我們還搞不太清楚狀況下被告就說要放棄了。不過我們屁股都還沒坐熱,就因為要進行被害人單向指認的程序而被趕出去了。這時我們才知道,被告所犯的案件應該是強盜和性侵的案件。像是單向指認這個名詞,其實那時是我第一次聽說,感覺上似乎是法庭有那種單向的玻璃窗可以指認被告是否為犯罪者。

這其實讓我聯想到刑訴上課提到的被害人和陪同人問題。刑事訴訟法對於被害人的定位很曖昧,若是單純的證人,那陪同人的用途為何?特別在並不是告訴人的狀況下,被害人的曖昧立場,是很需要澄清的吧!此外,就是法官的性別。其實我一直覺得很妙,台灣的量刑標準除了一些自首、投案、年紀等等事由外,只用了很模糊的刑法51條作標準。的確,刑度這種東西的確是需要依個案裁量,但是過於寬鬆的標準賦予法官的不只是權力,更多的是責任,因為刑期的長度幾乎決定了對基本權侵害的強度,所以歧異裁判往正面想是一種法官獨立性的展現,往負面想可說是違反平等原則了。而且,就當事人來說,更可能有「法院判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的錯覺,擴大點就影響了對司法的信賴。其實參考美國建立量刑參考標準是可以用以彌補立法不足的作法之一,畢竟在學刑法的過程中,也發現很多罪其實刑度設計的很奇怪,當初立法者似乎一點都沒有競合的概念,導致評價上比較嚴重的罪未必有比較重的刑度,這時候司法機關若有其他可供參考的客觀基礎,想必比較不會讓外界對於判決刑度有所非議吧?至少我進去之後發現合議庭都是女法官,我心裡第一個念頭也是「看來性侵的被告應該會被判很重」的感覺,會產生這種念頭對司法信賴來說,想必是一種傷害吧!

然後比較有印象的另外一個案子是關於吸毒和販毒的。簡言之就是有三個被告A、B、C和證人D(推測應該是另案起訴),A、B、C三人因為相牽連案件(施用、販賣毒品)而合併審理,程序是交互詰問。三個被告各有一個辯護人,所以被告那邊坐得滿滿的,其中一個律師還坐到旁聽席上。證人D和被告A是朋友(或者該說毒友?),這次交互詰問主要針對A到底賣了幾次毒品給D,哪幾次是分享(沒有對價)哪幾次是買賣等等作詰問。妙的是他們詢問的事件發生時間都是一年多甚至兩年以前,然後見面次數總共達到十幾次之多,橫跨半年以上的時間,辯護人很認真的一次一次詢問細節,去比對偵查筆錄和證人所為的證言,然後不時提出偵查筆錄第幾頁、附表幾等等的文書,似乎是企圖減少被當成"交易"的次數。但是我很納悶的是,雖然為了當事人利益,的確能減少一次交易是一次,但事實上只要有一次交易刑度就已經很高了,縱然其它次全部都是施用好了,判出來的刑度應該也不會差很多才是?令人疑惑的不只這個。其實隨著時間的推移,證人所說的證言可信度必然下降,而矛盾自然會上升。以本案來說,事隔這麼久,證人遺忘的部分已經多到不可思議了(其實就連寫這篇文章,才事隔不到一個月,很多細節我也都記不起來了,更遑論相隔一兩年之久),和偵查筆記的矛盾到底可不可採其實本身就有很大問題。這讓我更深深體會加速訴訟程序的重要性:不論是對被告也好、對證人也罷,其實能越快越有效率而正確的完結,絕對都是有益無害的。等到好不容易詰問完,已經是整整一個半鐘頭之後了,難怪審判會曠日費時了,畢竟刑案的大宗主要據說都是竊盜和毒品這類為主,一宗簡單的毒品案就可以拖這麼久,真讓人難以想像司法機器要怎樣才快得起來?更別提從頭到尾晾在旁邊的被告B、C和他們的辯護人了,兩位無事可作的律師甚至都閉目養神了起來。像這樣的案件是否真有必要將好幾個案件合併審理?或許這樣可以獲得比較相當的判決(畢竟心證是同樣的法官完成),但是相對來說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無益的成本?而且一旦被告和辯護人增加,要能約到一堆辯護人都有空的時間開庭何其困難?像本案中,最後在約審判期日的時候,不斷出現「那天我在高院有庭要開。」「那天不行。」的狀況,原本可以約在兩星期後開庭的一直拖到明年才能開,這或許也是造成訴訟延宕的原因之一吧!

一學期的訴訟法上下來,不論是民事還是刑事,其實都讓我感觸很多,特別是搭配了法院的參觀,可以看到很多把這些程序實踐時所衍生的問題和「法律有政策,實務有對策」的狀況,可說是獲益良多。特別是刑事訴訟,身為應用憲法的它,到底足不足以制定一套保護人民的遊戲規則,其實是很讓人存疑的,至少"迅速正確"的判決,在現今的體制下還是遙不可及。到底是警察素質的不佳?是檢察官濫訴?檢察一體形成的蒞庭偵查分流導致無法有效訴追?法院處理案件的過程遲延?過量案件壓垮司法機器?其實很多問題都亟待解決。惟許多的問題在現行法下並不足以找到合適的方法解答之,似頗有待立法權的介入。如同流浪法庭三十年內所述,其實司法的改革不外乎人和制度兩種,前者有待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後者須仰仗怠惰低落的立法權解決。若能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投入改革,我想還是有找到解答的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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